乾隆铜鎏金音乐活动人偶座钟现伦敦苏富比

2019-07-03 11:29作者: 未知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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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装饰华丽、设计精巧而趣意盎然的座钟,可谓乾隆年间(1736-1795年)最奢侈的艺术品。这些工艺品与众不同,糅合中西式装饰元素,风格破格新颖,不仅是工艺高超的钟表作品,更是大清帝国无与伦比的财富、权力和地位象征。

铜鎏金画珐琅饰仿宝石音乐活动人偶座钟,广州作坊,乾隆年间制,年份约1790铜鎏金画珐琅饰仿宝石音乐活动人偶座钟,广州作坊,乾隆年间制,年份约1790

  高42?英寸,109公分

  估价:600,000-900,000 英镑

  此三层式座钟,顶部有一瓮,连接一株可旋转的花木;瓮下方的画珐琅表盘直径3.5英寸,配镀金指针及大三针,表圈饰人造宝石,外围画蓝色珐琅,饰鎏金花叶。双发条芝麻链机芯,备机轴式擒纵系统,敲钟式齿轮框打簧报时,活动装置中央的主要人偶 手持葫芦,一边左右摆动,梅花间竹地向两旁的屈膝人偶手捧的滑槽倒出抛光硬石滚珠,滑入狮子口中;狮子旁边有屈膝人偶。活动装置由芝麻链传动装置驱动,敲击八个铃铛奏出音乐,此机芯装置隐藏于底座,同时驱动另一活动装置,使水法柱自转仿真流水。华丽镂雕的座钟外壳,饰交错格状纹蓝色珐琅及鎏金花叶图案。

你知道吗?你知道吗?

  中国的机械座钟风尚兴起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。

  耶稣会士利玛窦(1552-1610年)在万历一朝(1573-1620年间在位)入宫,希望借着自身的科学知识向中国人传教 ;耶稣会士与中国工匠的长久合作关系便由此时开始。1601年,利玛窦抵京,并向万历帝献上两座报时座钟,随后皇帝命利玛窦向四位太监传授机械钟表的制作原理及方法。后来,由于京城的钟表收藏日益增加,太监无法胜任钟表维修及修复工作,朝廷便改为任用耶稣会士。

  在康熙帝(1662-1722年间在位)的积极倡导下,宫内欧洲及中国钟表收藏量一直攀升。康熙更在端凝殿设立‘自鸣钟处’,及后成为御用造钟工坊‘造钟处’。至乾隆年间,宫内的钟表藏品量更上一层楼,据说当时清宫的‘每座殿内、每道墙上、每张桌上,均有一座钟’(《清代广东贡品》,故宫博物院,北京,1987年,页55)。

  乾隆皇对精致时计的热烈推崇,引至中国各地纷纷成立西洋钟表作坊,当中以广州作坊独占鳌头。 得悉乾隆皇对这种工艺品钟爱有嘉,高官大臣纷纷聘用广州钟表匠,制作美仑美奂的座钟进贡入京。 当时,广州是清廷的对外贸易中心,亦是许多耶稣会士抵达中国的首站;因此广州工匠得以接触国外工艺品及科技的最新信息。 首批出自广州钟表匠之手的座钟,式样设计直接参考了欧洲生产的作品,它们亦大多配备欧洲机械机芯(凯瑟琳·帕加尼,<康熙及乾隆年间中国钟表制作>,《亚洲艺术》,第50期,1995年,页80)。

  “本作呈现一些中国座钟的共同特征,如表盘外围背景饰精美浮雕珐琅。此工艺由欧洲传入中国,不久后便广泛用于广州座钟之上。这些座钟大多装饰旋转的花和人物,采用多层式结构,皆为广州钟表工艺的特色。广州钟表匠的灵感很可能源自英国座钟,如詹姆斯·考克斯为出口中国市场而制的作品,它们通常采用多层式结构,如有损坏,可轻易分拆和更换。

  -- 伊恩·怀特

  广州制的座钟贡品不仅具备欧洲钟表的精密工艺和华丽设计,亦常常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象征。事实上,此类座钟的确是在特别场合进贡的不二之选,例如寿宴和喜宴。此座钟有一名手持葫芦倒出滚珠的外国人偶;珠子或象征种籽,令人联想起丰收、子嗣及长寿等祥瑞美意;座钟身上的茂密藤蔓和卷须,或象征延绵不绝、无穷无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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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稀世瑰宝

  伦敦 | 7月3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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